实际操作结果的尴尬
实际操作的结果,自然更现尴尬。
● 按照社会管理通行法则,社会教育应该是**来管的事情。但代表**来开展社会教育的主体平台——全国各地所建少年宫,却是一个社团组织“共青团”主办;而另一个兼做青少年教育的社会教育平台、即全国各地所建文化宫,却又是另一个社团组织“工会”主办。而这两个组织,却恰恰归当地党委**。只有又一个兼做青少年教育的社会教育平台、即全国各地所建的科技馆,才是由**主管的社团组织“科协”主办。
● 更显尴尬的实际操作结果是:全国各地这类少年宫、文化宫、科技馆,却是少之又少。这对于搞好未成年人的社会教育,数量上是杯水车薪;功能上是太过单一;作用上是成效太微。
● 另一个显得尴尬和特别无奈的实际操作结果是:占全国城镇小学生1/3以上者,去参与的培训班、兴趣班、托管班,是典型的“社会教育”运作和“社会教育”形态。但**却在让其以“黑户”方式存在中,而基本不予答理。
● 社会教育的重要一翼,是儿童读物和影视作品。而“儿童教育读物”和影视作品这一块,尴尬的问题更多:一是适合儿童阅读的报刋杂志、书籍和影视作品,越来越少。《中国少年报》、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在30年前,发行量巨大。现在也萎缩了。1981年,《中国少年报》创下1120多万份的“全国报刋发行历史较高记录”,2015年降15万份;二是为吸引读者,许多现在发行的刋杂志和书籍中,加进儿童不宜的暴力描写、拜金倾向和准色情内容;三是“视频传播外国化”现象泛滥,尤其动漫作品的“日本化”和“美国化”问题**,而国内动漫作品仅有《熊出没》等不多的作品。
4、舆论和政策“打架”的尴尬
此前多年来,社会舆论和相关政策在“社会教育”问题上的“打架”现象,一直持续。
● 多年来,社会舆论强烈呼吁公办学校履行社会教育的部分职责,即把孩子放学后的学生托管搞起来。甚至提倡公办学校搞收费托管。但从2006年开始,教育部三令五申:禁止所有公办学校搞收费托管;禁止所有公办学校老师在自己家中办收费托管班;小学生毎天在校逗留不**过六小时;中学生毎天在校逗留不**过七个半小时。
● 多年来,社会舆论强烈呼吁各城镇兴建足够数量的少年宫、文化宫、科技馆。但多数**的财经政策,对此大打板子:哪里有钱建那玩意儿!结果,多数地级区城市仅达到“两宫一馆只有仨”的水平;少数只是“两宫一馆有其一”;而绝大多数的县城,就真的“没建那玩意儿”了。
● 多年来,社会舆论强烈呼吁各城镇的社区机构、即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,履行社会教育的部分职责,即把孩子放学后的托管搞起来。但仍是财经政策大打“没建那玩意儿”的板子。结果,社区居委会喊了多年,还搞了多年多地试点,但同样是“雷声大,雨点小”,甚至是“光打雷,不下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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